二季度GDP或68四季度望企稳0水饺机

2022-06-26

二季度GDP或6.8% 四季度望企稳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

二季度经济增速或降至6.8% 下行中不乏亮点

经济有望在四季度总体企稳回升

新常态的“常”还未实现

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在下行中仍然错综复杂，在2015年已经过半的情况下，宏观经济仍然面临着明显下行压力，但是经济中的一些亮点也有所累积。目前，大家讨论了一段时间的新常态，“新”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告别了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新阶段，但“常”还没有实现，经济还必须完成一个企稳，然后对接尽可能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注意到，现在还没有在整体上形成有效企稳格局。虽然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通过已经公布的月度指标和一部分先行指标做一个初步分析判断，可以看出，二季度的经济增速破7%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一季度是从去年下半年的7.3%到7%，按现在我们的分析，二季度可能要比7%再低一些。所以，要做好在6.8%左右的增速区间进行经济调控和改革治理的准备。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假设情况做了一些不同的测算。高一点接近7%，低一点低到6.8%以下，根据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推算，估计再有十几天，国家统计局的正式数据会公布。

从具体分析来看，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在放缓，预计第四季度有希望出现反弹。根据今年1-5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情况，预计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1%左右。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6月将跌破11%，进入谷底期；四季度增速将回升到13%以上，全年平均增速达到12.5%左右，是200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最低的一年。

第二，从消费来看，社会消费增长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10.5%左右的消费增速可能持续全年。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资本市场高涨的影响，我国投资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在上半年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是占有主体地位的必需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还是大体稳定的。预计6月份消费增速为10%左右，进入谷底期，全年消费增速基本保持稳定，达到10.5%左右，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第三，从进出口来看，增速是先降后升，全年展望应该是5%左右。1-5月份的进出口总额增速是-9.7%，出口增速是-2.8%，进口增速是-18.1%，距年初预计6%的增速差距非常大。预期6月以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将形成环比正增长，出口在“一带一路”、自贸区和人民币(6.2089, -0.0011, -0.02%)汇率改革的背景下将出现明显改善，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不发生大的波动的前提下，全年贸易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为年初预期增速的80%左右。

第四，从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反复强调的就业方面，我们测算，单位GDP就业的容纳能力还是明显提升，新增就业人口有望超过1300万人。一季度新增城镇就业岗位324万个，折算每亿元GDP增加值就业容纳能力达到329人，这是近年来单位GDP就业容纳能力最高的时期，有望使我国在GDP增速下滑的同时，保持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根据全年经济增长达到7%的预期目标，依此推算可带动新增就业超过1400万人。只要经济增速超过6%，新增就业人口岗位规模就将与去年持平，因此达到高于1300万个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应无悬念。

第五，CPI预期保持平稳，有一个先减后升的走势，PPI行业间走势分化明显，轻工业似乎有比较难得的发展机遇，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国内劳动力价格涨幅趋缓和部分产业去产能化的影响，CPI总体保持低位运行，但下半年将呈小幅上升的态势，预期全年CPI保持在2%左右。生活资料生产企业的出厂PPI指数基本保持在-0.3%和0.3%之间，购进价格的走低使得生活资料制造业获得了良好的增加值积累和增加值率的提升，为行业利润增长、技术革新和产业分工细化准备了条件，生活服务业也有望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营改增”年内全覆盖，带来的结构性减税效应也会促进产业发展，效率在这方面有望得到提升。

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第一，人口红利的削减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要素边际产出下降的表现。在今年3月底，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与2012年年末最高点相比，下降了约1300万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同比下降602万，导致劳动要素产出贡献有所下滑，预计将影响GDP增长0.3个百分点左右。受到产能过剩、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基础设施布局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投资回报率的水平近年来也呈持续下滑局面，如果以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对数形成的指标衡量，2015年第一季度的比值仅仅是1.81，比2013年同期2.12下降了15%左右。

第二，垄断行业、企业的垄断行为和政府权力租金是形成增加值配置失衡的重要原因。这与全面改革的问题导向是密切相关的。受到“三期叠加”的影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而垄断行业则利用垄断地位可以继续攫取其他产业的增加值空间。在政府权力作用下，在竞争性行业设置不合理的门槛形成行政性垄断，权力租金使产业应有的增加值空间受到抑制和削减。由于产业增加值积累有限和竞争不足，导致产业分工和生产工序外包的不顺畅乃至停滞，“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新常态进展受限。

第三，效率创新和模式创新进展缓慢是基础创新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增长和新产业的扩张来提升经济运行效果作为主要途径，也就是偏重于粗放外延的增长，效率创新和模式创新方面是明显不足的，在体制机制内部因为改革不到位形成了效率创新和模式创新的障碍，这个问题我们再一次要加以强调。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实际所要解决的问题要在这个层面上更清晰地来认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过于严格的市场准入管理，还有一些过于固化的风险控制手段，过于僵化的企业调控方式等等。

引领“新常态”升级的对策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应全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加强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即政治局会议的“有效投资”)，以效率、竞争和创新为核心，实质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来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

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要在事中、事后的监管方面进一步努力完善。现在自贸区的基本概念叫“准入前国民待遇”，所有的创业创新在一开始应该是门槛很低，是最便捷的进入创业创新的具体市场领域的，但事中、事后的监管是政府应尽之责，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对涌现出的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市场运行模式采取灵活和宽松态度，放宽创业准入，严格市场监管，鼓励公平竞争，以规范政府与企业联系渠道和平台为重点，全面清理各类“红顶”中介和权利掮客，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公开交流渠道，形成政府与企业的直接联系和对接，将政府简政放权后的便利和收益直接落到实体经济企业头上，避免权利设租寻租和配置扭曲。

二是积极强化有效投资。这也是新供给研究群体从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在一些场合也做过一些论述。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结合现阶段稳增长、调结构、护生态、惠民生、防风险的重点，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性地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经济增长点和配套园区等的投资，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与降息、降准通道内的操作，更充分运用公债、赤字安全空间来加以资金支持、并以积极发展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来引导民间资金配合跟进，从而在补短板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使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同时，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转为支持“有效投资”的“有效产能”。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认为这个潜力空间还是相当大的，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三是大力推进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在开放和竞争形成效率方面，以融合和协作促进发展方面有特别大的意义。应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为重点，全面评估行业市场与企业的特征，除极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外，均不再维护任何市场和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地位。比如有内部的关于电力改革的文件，虽然是保密的，原文不能公布，但是媒体上看到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要解决问题，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处理国家从煤到电基础运营产业链上的，如何通过市场导向改革和合理的机制的塑造来改变在能源产品方面价格形成机制扭曲，而且对接以后的长效机制。也要承认，有一些行政垄断因素的企业和行业因素不会一下消除。另外，自然垄断特定的领域和行业企业如何完善其管理体制还有待探索。笔者认为，电力改革中，电网必然是自然垄断的，所以，有人提出把我们国家电网[微博]拆分成6个，是说错方向了，这个网的前端、后端及其关系怎么处理才是问题的实质。在自然垄断这个领域里，特许权管理和其他种种更多的带有技术和管理色彩的机制需要探讨。但是除了自然垄断因素之外的其他领域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消除过度行政性垄断因素的改革。我国的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总体的方法论上的导向，就是要市场化竞争的导向，当然要审慎地厘清自然垄断的产业环节实施，完善特许权管理。如果电网能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考虑，剩下的问题，即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特许权管理的成熟问题，要以管资本和推动混合所有制为核心，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公司治理机制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改革措施。

四是切实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集体经营收益分享权、公共财政投资资产的受托管理权。以此为基础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形成城市农村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态势，使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互相促进。

五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供给群体特别强调双创，也是做了种种论述和强调。创新、转化、应用、融合这些节点合在一起，需要配上政策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相关运行中跟公平竞争市场的对接。在产品、产业、技术、模式等各个角度要推进全面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之下具体的职务发明制度的改革，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投融资创新，保险创新，知识产权人的激励机制和更便利的以权利融资的渠道加入，这都对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包括科研管理，最新的动向在方方面面的呼吁下有进步的表现，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在精确管理原则方面有重大的改进，还是顺应了前一段时间包括新供给群体的很多研究者在反复反映的如何合理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来促进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优势参与创新过程的话题。有限合伙制度创业投资基金中的法人、合伙人纳入投资税前扣除优惠范围，国家创业投资基金引导资金，支持保险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开展业务。

六是积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没有任何理由做放开二胎方面的拖延。此举对应的仅仅是体制内1亿多人中有生育能力的几千万人口，决不会产生任何所谓“婴儿潮”的不良冲击，短期看如果有这个政策推出会产生一部分家庭因为考虑有孩子会快速释放有效需求，要改善住房，要考虑耐用消费品，要释放自己的消费潜能，这会助力稳增长。中期则明显缓解“失独家庭”等社会焦虑，消化矛盾凸显因素。现在中国已经有200万以上的失独家庭，这种社会焦虑在传染之中，一定要看到这个事情对于整个和谐社会已经产生了一种不良影响，放开人口政策会消除这种焦虑。长期来看，会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得到一定对冲，这是个必选事项，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个事情做了20年才能见效就可以拖延。

总体考虑，如能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引导和深化体制改革的有序治理，今年第四季度或稍晚可有望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企稳回升，这对整个新常态由“新”到“常”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对接“新常态”之“常”的境况，实现在一个尽可能长的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我们希望在7%左右，但是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问题)，尽最大可能优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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